在美以联军对伊朗开战的第一周过后，笔者开始回顾自己的金融从业生涯，试图从中寻找局势演变的线索。笔者的个人经历颇具参考价值：上世纪70年代第二次石油危机（1979~1982年）结束时笔者读完博士，而研究重点正是欧佩克组织及其巨额盈余如何进行再投资（当时与笔者共用办公室的正是一位刚刚因伊斯兰革命逃离祖国的伊朗学者）。
笔者的博士论文要求笔者应用一个（在当时来说）相对复杂的资产配置模型。根据该模型，像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下称“海合会”）成员国这样的“低吸收体”（low absorber）可以选择对地下原油的未来价值、当前价值或其包含海外资产在内的投资组合进行优化。之所以将它们称为低吸收体是因为它们无需把当前全部石油生产收入都消耗掉，而尼日利亚这类高吸收体则不会有那么多再投资选项。
当时该地区的主权财富基金尚处萌芽期，许多海湾产油国首次成为全球市场的活跃投资者。但如今它们的庞大存在已成常态，因此必须思考如果海湾国家突然撤资或抛售海外资产会引发何种后果。鉴于油价已大幅攀升，此举在财政层面或许缺乏合理性，但如果海合会政策制定者试图向美国施压以寻找出路并终结战争，那就可能具有政治意义。
笔者在中东危机方面的过往经验还带来了另一个教益：初始冲击发生一个月后的油价走势往往与最初的价格反应大相径庭。笔者曾收集各类公开研究和新闻剪报，在这些文章中专家们总是自信满满地断言原油价格将突破每桶100美元并维持在这个位置。但事实上油价总会很快回落，并在随后二十年间持续走低。
鉴于预测能源价格的困难性，我们应当对那些对自身预言过于自信的人持怀疑态度。事后看来能源供应在面对价格变动时的长期弹性似乎比许多人预期的更大。供需两端的反应往往都超出预期。在当前背景下那些已开始采用可再生或替代能源的国家相对会好过一点，而尚未有此行动的国家或将最终踏上这条道路。因此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不能寄望价格将无限期维持高位。
最后还有三个与地缘政治有关的教益。首先，基于笔者对中东问题的早期研究，笔者对伊斯兰共和国很快会因为和平内部革命垮台持怀疑态度——尽管一个更宽容的政权和政治体系显然将惠及伊朗9000万民众，更不用说整个地区。
其次，我们绝不能忽视中国这个大国的作用。回想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正是中国说服时任美国财长罗伯特·鲁宾出手阻止了可能引发动荡的美元进一步升值，从而帮助恢复了市场秩序。作为海湾石油的主要买家，中国完全有理由推动冲突结束，而且可以通过多条渠道施加影响，包括金砖国家+机制（涵盖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以及包括伊朗在内的五个新成员）。
最后一条教益则源自2001年“9·11”袭击事件后的那段时期——正是那段经历促使笔者首创了BRIC（金砖国家）这一英语缩写词。在当前不断转变的全球贸易格局与外交关系下，海合会国家向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靠拢的举措并不会让笔者感到意外——这意味着它们将开始悄然疏远西方。如果说这场战争到目前为止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启示，那就是与美国结盟已不再能保证安全。而崛起中的亚洲所提供的经济机遇则正日渐彰显其吸引力。
（作者系英国财政部前部长、高盛资产管理公司前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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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姆·奥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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